范稳：李庄的坚守 ∣选自李庄行(散文专辑)

——2019-6《十月·长篇小说》发表

2019-12-30 14:04

李庄的坚守

范稳

我的家乡离李庄不远，大约相距200公里，同属四川南部。相对于四川盆地成渝两地间的富庶与交通之便利，川南显得相对闭塞一些，民风也更为淳厚、拙朴一些。2015年我第一次到李庄，感觉就像游子回乡，似曾相识的丘陵地貌，掩映在一丛丛竹林里的农舍，炊烟里还飘拂着乡邻的私语，不规整的田畴在大地上蜿蜒铺展，连出没田间的家禽们都像多年不见的老相识。当然，还有李庄古镇的民居，青砖黑瓦穿斗房、木板墙雕花窗，无不泛着岁月的痕迹，像我儿时曾经生活过的某个片段，从一片清澈的湖底悠悠然浮现，让我恍惚看见一个少年正背着书包穿过曲径通幽的石板小巷，行走在时间的纵深处。

我知道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人文历史，在漫长的时间之河里也都有它独具特色的辉煌与灿烂。譬如李庄，不仅是因为它享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的美誉，更因为它在抗战的烽烟中由于一帮文化大家的到来而走进了众人的视野，为那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写下了颇具文化分量的一笔。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抗战历史中的文化坚守，我认为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抗战得以坚持十四年之久，并最终战胜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因素之一。抗战时期的中国积贫积弱、国力疲惫，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丧师失地，大片国土沦陷，但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倒下，没有被侵略者的淫威所征服。相反，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文化，支撑着每一个有家国责任感的中国人走上抗日第一线。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大字不识几个，但他们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宁死不做亡国奴。中国是中国人的家园，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绝不容许侵略者践踏凌辱。正由于此，我关注那些有文化的人，那些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读书人、大知识分子，他们在战火纷飞中的行色和尊严，他们的隐忍和坚守。因为他们，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捍卫者；也因为他们，让中华文化在战火中巍然屹立并增添了新的光彩。

李庄便是在“国破山河在”的峥嵘岁月里，迎来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不是普通的难民，但又与因受战争的威胁而流离失所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衣衫破烂，面带菜色，神色凄惶，失魂落魄。痛失家园的人应该都是这个样子吧，更何况他们还失去了自己的讲台、书房、实验室，以及潜心学问的一颗宁静的心。无论是傅斯年、梁思成、童第周、林徽因、李济、董作宾、陶孟和这些学术大家，还是同济大学的教授和莘莘学子，在没有来到李庄之前，他们同样是被炮火驱赶的战争难民，是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的流浪者。战争的狰狞面孔之下，可还有一方净土能安放一张书桌、搭建一间研究室或实验室？抑或找到一处安全之地，存放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几千年的文明？

苍生有幸，人们发现了李庄；读书做学问的人有幸，李庄张开了它温暖的臂膀——“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这简朴热情的电文，当年不知湿润了多少读书人的眼睛。一座地处大西南一隅、长江边的古镇，慷慨豪迈地接纳了一所四处流亡的著名高等学府——同济大学，同时还毫不犹豫地迎来了中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体质学研究所三家国家级研究机构，以及梁思成的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时期，迁入四川各地的外省人口逾七百万，他们多被称为“下江人”（指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人），而一个小小的李庄“下江人”则有一万多人。其数量虽然不能跟重庆、成都的“下江人”相比，但却绝对是知识含量最密集、最高大上、最精英珍稀的一群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没有哪处乡村，会荟萃如此多的大师巨匠，也没有哪个小镇，会在战火烽烟当中，为保存中华文化、传承文明薪火做出过如此巨大的牺牲和努力。

当下的文人学者，面对李庄，就像在历史的烟尘中重新打捞出来的一块璞玉，用文化发现的眼光将它再度擦亮。一座古老的村庄何以汇聚了如此多国家级别的科研机构？当然是国家民族命运使然；而那些国宝级的大师巨匠又何以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李庄”安身立命、潜心学问？则是中国学人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骨气之具体体现。一段史料上记载，那个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博士，于1943年的夏天来到了李庄，见到了他的老朋友、留欧归来的童第周博士。那年月童第周经常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学生，在李庄的田间地头四处捕捉青蛙，借助在旧货市场淘来的陈旧显微镜做实验，发表了数篇引起世界生物学家高度重视的学术论文。李约瑟在参观了童第周简陋到不忍一看的实验室后，问童第周，在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偏僻的山村进行实验呢？童第周的回答非常简单：“我是中国人嘛。”恐怕李约瑟永远也不会明白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家国情怀。李庄固然地处偏远、条件简陋，看上去与一个大科学家所应匹配的科研环境相去甚远，没有一间合乎标准的实验室，没有一件像样的实验器材，甚至起码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可是李庄在中国，中国也在李庄。对童第周这样的科学家而言，欧洲虽美好，亦非吾故国也。当我们梳理那些曾在李庄生活工作过的大师的人生经历，便会发现，他们几乎无不是“海归”，无不是在国家遭受外侮时，默默收拾起行装，满怀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毅然决然地奔回自己的祖国，共赴国难。

今天的李庄游人如织，歌舞升平。滚滚长江不舍昼夜，走在李庄的大街小巷，追寻着先贤们的身影和足迹，看似简单，实则很难。他们已经活在典籍里，沉默在老照片上。导游们举着旗帜，用扩音器向游客们一遍又一遍地介绍着曾借驻在张家祠里的中央博物研究院、板栗坳栗峰山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一般游客颇感兴趣的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爱情故事。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国家曾经历过的苦难，看到一个民族绝不屈服的气节，看到一群学人难能可贵的坚韧，看到那些在观音殿、尼姑庵、寺庙里读书做学问的学者们清瘦坚毅的面庞。在板栗坳史语所旧址，我听见一个游人说，外面在跟日本人打仗，这些人却躲在这里研究甲骨文，真是好安逸哦。

我很想告诉他，老乡，这不是一件“好安逸”的事情。甲骨文是我们祖先的文字，是汉字的起源。在那些在李庄搞学问的人研究它之前，没有几个中国人能读懂甲骨文。正是在李庄的板栗坳，一个叫董作宾的大学者，青灯黄卷苦苦钻研，埋首于成千上万片殷墟出土的龟片中，积十年之功，终于在1945年完成了皇皇学术巨著《殷历谱》。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的大学者陈寅恪对该书的评价为：“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足见《殷历谱》在当时中国学界之贵重。是的，识读一片三千多年前的龟壳上的古老文字，或者解剖一只青蛙、研究一座寺庙的构造、调查一个村庄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状况、撰写一篇关于唐诗宋词的论文，跟攻城略地、浴血奋战的抗日战场看似没有多大关联，但是你要知道，日本人那时不仅在战场上耀武扬威，在文化学术领域也膨胀狂妄到极致，竟然叫嚣“汉学的中心在日本”。可是，有董作宾这样的学者在，那些倚仗着军国主义强大战争机器的文化霸权者，面对《殷历谱》，难道不该感到汗颜？董作宾先生为中华文化所做出的学术贡献，难道不也是在为全民族的抗战奉献出自己的一腔热血？须知我们的抗战，不仅是军事上的抵抗，还有文化上的坚守。一个民族的文化亡了，才是真正的灭亡。董先生写作《殷历谱》时，常常衣不避寒、食不果腹，蓬户瓮牖，筚路蓝缕。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也是真正的抗日志士。难道非此简陋恶劣之环境，方可砥砺人生之大勇大智乎？

今天的李庄，不仅仅因为它作为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古镇，而成为人们发幽古之情、寻淳朴民风的旅游胜地，它还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隐喻。我们应该感谢李庄，在抗战年代，它不假思索地接纳了华夏文明中最为重要的几笔历史遗产，似乎作为一个中国的村庄，为那些传承中华文化薪火的人提供遮风避雨之地，是它应尽的义务。我们还应该永远记住李庄，因为它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大师先贤们曾在此续写过我们的文明，保留过我们的文化遗产。他们隐忍、顽强、坚守、发奋、守望，用读书人的士大夫之气，证明一个民族的气节，用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传承数千年来的华夏文明。一个民族的文脉曾在这里延续，正如那流经李庄的长江之水，源远流长，浩浩荡荡。      （完）

作家简介：

范稳，现供职于云南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

代表作为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史的长篇小说《碧色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吾血吾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

曾获第七届、八届、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届、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来源：都市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