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笑笑（散文作品）

云南作家：胥佑良（文山汉族）

   北京的变化，不要说几年不见，就是几日不见，也只能另眼相看。现在我想说的，则是多年前北京留存在给我的一些细微之事。

   夜色里，冷风飕飕，行人渐少，街灯下，在零下十几度的空气中，我们渐渐变得行影单离，在这环路与那环路之间，我们只顾说话走路，不注意记行路标志，走着走着，就理不清各个十字路口的不同之处。

   我们找不着北，依然往前走，胡同越来越狭小，路灯变得越来越稀疏。当我们走到一个昏暗的公共厕所边上，遇到一位被棉衣裹得厚厚实实的老人。问老人，老人说我们已经走到天安门的后面了，再走下去，就会越走越远了。老人很友好，以柔和的话语，对我们连续说了几个“东边”、“北边”、“南边”之后，我们大致明白了回去的路线。

   这是一天，我们在鲁迅文学院听完课，约上几个同伴，到天安门广场周围的街道上走走，到晚上八点多了，还在街头游逛。那时候，不像现在，在什么角落都没有信息障碍，在什么地带都可以导航。在城市迷路，就与在森林里迷路差不多。

   老人说完，伸手，拉拉棉大衣的衣领，拉拉防寒的帽耳朵，把颈部捂得更加严实，蹒跚而去。老人说话时，从嘴里冒出的热气，在不太亮的路灯光线里，像白云，像棉花，一团一团地白着，不愿意飘散。

一个同伴小声说，怕不能相信吧，我轻轻笑了一下说，先相信老人说的，走走瞧，看能不能回去。他们说我呆头呆脑的，就这么容易相信别人的话。随后，我们还是顺着老人指的方向走，找到了公共汽车站，坐上了回去鲁迅文学院的公交车。

   本来是坐到八里庄下车的，却多坐了两站。我说坐过了，刚好被面容白净的售票员听到，叫我又补交了一角钱。在1989年1月，那时的公交车上有售票员，坐公交车是按路程的长短计费的，而且收费相当低，上车说到什么站下车，售票员按行程照价收费，还要把几角几分的车票撕给乘客。我补交多坐的乘车费用后，下车。其他几个同伴一直不吭气，没有补交钱，也和我一起下车。

   下车，回头走的时候，大家说我像个呆子。我只是笑笑。

   没有人知道，我的笑容还有另一个内容，那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在我七岁时，我和村里的几个伙伴去山沟里割草回来。那时，阳光正在下山，一个看上去有八十岁左右的老奶奶，还是一个缠足的老人，手里提着一包东西，在一个岔路口，向我们问路。我们中的一个人，向我们做了个鬼脸，眼睛轱辘轱辘地转动几下，伸手给老奶奶指了一条路。

   老奶奶就走上了那条路，走上的是一条反方向而且是去森林深处的路。当时，我想站出来说，其他人都用难看的眼神，歪歪地盯着我，好像我犯了众怒。话已经到了我的嘴边，我又把话吞了回去，像吞一只鲜活的青蛙，把真话强行塞进肚子里。

   第二天，村子里有人说，昨天晚上，在大青山对面的火烧坡上，有一个老人，一边骂着短命鬼、天收儿、无娘儿等恶毒的话，一边伤心地哭泣。很多人都以为那是笑话，但我知道那不是笑话。

   又一天晚上，我与几个同伴走在鲁迅文学院的西南方向，在朝阳门外，一个老邮政局后面，有一个城中村一样的地方，那里有一条溪水沟。我走在路边，一个男青年骑着自行车，身后紧紧贴着一个穿红风衣的女人，过了一座小桥，自行车龙头左歪右晃，一下子撞在我的左大腿上，我早上才换的裤子，变得脏脏的。

   男青年停下车来，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也跟着说，对不起。对方听我说对不起，脸上的色彩立马变得不太好。哪个红衣女人，听到我说对不起。就指责我，说我走路也不看路，语气相当地不友好，我就笑笑，同伴都想说什么，我拉拉他们，制止他们说下去。我笑着听那个女人说。本来想听她说个没完没了的，结果那个男的，很快拉她坐上车，晃悠晃悠地走了。

   同伴说我是个呆子，我只是笑笑。   

作者简介：胥佑良，70后，汉族（母亲系蒙古族），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协、省评论家协会会员,原文山州作家协会秘书长、文山州文艺评论学会副秘长，曾在小学、中学、党校、广播电视台、杂志编辑部、党政多个部门工作过。在《人民日报》《诗刊》《边疆文学》《中国边防警察》《青春诗歌》等报刊发表作品100余万字，出版中篇小说集《为情人设道防线》《中国新世纪诗人诗歌精品选.胥佑良诗家卷》等，其作品《美丽的生活碎片》获云南省教师文艺文比赛一等奖（2000）、《笑声里的哭声》获新华社征文二等奖（1997）、《台湾海峡》获诗刊社96年度优秀奖、《锁心》获“梅花锁杯”全国小小说大赛优秀奖（2014）。